這天回到中大，想當年乘巴士上聯合書院，參加GPA的面試已經是四年前的事。山上風景還是差不多，只是當時還是塵土飛揚，如今一座座新建築早已經落成。

去到中大，只為拜訪黃鶴回教授，有關於升學和學術，一些報了MA和之前自己畢業論文留下的問號。

這天和教授討論了不少問題，印象最深的是他講及何謂Science，其實不過是Method，有系統和條件的整理所得，構建成知識。因此，方法本身先於題目，如方法不對多好的題目也無用。

常看選舉結果，人人都說選民自己會配票，從結果中各人得票的差距多少是能斷定部份，但作為學術上一個可以論證的題目並不足夠。就算要處理選舉的問題，我想也不是現在出文較少而又偏Qualitative的一輩香港學者所能及。

當中教授處理區議會對於立法會的得票效應手法獨特，就是透過比較那些民主派得票僅僅不過半的地區，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表現。因為選不上，所以就能得知選民非是因為區議員的資源而繼續在立法會投他們黨的票；又因為該區戰況激烈，所以就令該區成為研究得票關係的重心地區。不過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還是有讀沒懂。

感覺Quantitative會是主流，就是讀了教授Electoral Studies的文章才冒昧拜訪。

教授勸說應先讀好Methodology，然後才慢慢選方向，而就算方向也要慎選，要找些比較有空間和熱門的題目研究，待得自己有了一定能力，才回來香港方面也不晚。他提醒我還是應該努力到美國讀MPhil/DPhil，畢竟比歐洲資源更多更好。

倒是他見面後就提出想我當他的Research Assistant比較意外，畢竟Undergraduate只有2:2。他研究的題目我有興趣，而選舉方法的研究作為志業也是自己的意願，但是不確定會不會起步慢了，也無法得知自己能否勝任面前的挑戰。

四年回去，有點輪迴。